AI原生一代，警惕被误导的时代标签
关于“AI原生一代”，人们不应被其概念误导，尽管新一代在AI技术的熏陶中成长，但他们并非完全依赖AI定义自身，人类与AI的关系应是互助合作，而非被其主导，我们应警惕不被过度炒作的概念影响，保持独立思考，确保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而非控制人类。
在简体中文世界，从科技大佬的ppt，到各色论坛的主题词，再到抖音、小红书的信息流之中，“AI原生一代”出现频率越来越高，正在从一个舶来的英文词组，变成大厂、AI初创公司、投资机构合力推动的新概念。
和摩尔定律不同的是，目前还没有哪位大咖在社交媒体自我介绍上写着：AI原生一代概念的首倡者。AI原生一代的出现更像是一个伴随技术浪潮而来的集体共识，尤其是在2022年底ChatGPT发布并迅速普及之后。
如果一定要较个真，目前能查到的资料是，教育家马克·普伦斯基在2001年提出的“数字原生一代”（Digital Native）理论。普伦斯基当时用这个词，来形容在数字技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以区别于在此之前出生、需要后天学习适应数字技术的“数字移民”。
在普伦斯基提出数字原生一代的二十多年后，DeepSeek CEO梁文锋开始向中国人布道：“10后是AI原生一代”，他将AI定位为“副驾驶”和“思考伙伴”，并认为这一代年轻人会自然地将AI融入学习和生活，在这个语境中，DeepSeek试图树立了能够赢得下一代消费者、具备极大想象力的公司人设，建立了与眼下枝繁叶茂大厂差异化竞争的叙事。
对深度求索、月之暗面这样的AI初创公司来说，AI原生是其与传统科技公司区隔、彰显自身先进性和颠覆潜力的关键标签。
大厂中，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则AI原生最积极的布道者之一，他反复强调“我们正在进入AI原生时代”，用户要区分“AI原生应用”和“被AI改造的应用”。
李彦宏显然不愿意在AI上再一次“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作为国内大模型和AI生态的积极推动者，百度通过推广“AI原生”概念，可以为其文心大模型和千帆等AI开发平台吸引开发者，构建护城河。但理想与现实之间，演讲和行动之间，还隔着千山万水。
不止百度，正处于强劲复兴之中的阿里，则通过阿里云平台，大力推广“AI原生”的概念，并推出支持“AI原生应用”开发的全链路模型服务。腾讯、字节跳动等也都在类似的路径上，通过其云与AI部门宣扬这一概念，旨在争夺下一代应用生态的主导权。
在鼓吹AI原生上，比AI初创公司和大厂更积极的是投资机构，他们的核心逻辑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即将结束，能开启全新局面是AI原生一代。
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符绩勋即是典型代表。他在接受《财经》等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移动互联网时代诞生了滴滴、抖音、美团等App，但生态已经固化，新的巨头必将从AI原生应用中诞生，这些新物种是我们目前无法想象的。
光速中国创始合伙人宓群描绘了“AI原生一代”的特征：他们习惯与AI协作，能自然地用“提示词”与机器交流，他们的产品设计逻辑会从“人机交互”转变为“人人（与AI）协作”。他相信，最懂这群用户的，正是同为“AI原生一代”的创业者，他们没有历史包袱，能以全新的思维模式来构建产品。
包括红杉中国、源码资本、启明创投等一线风险投资机构，发布行业报告，举办行业峰会，频繁使用“AI Native”作为投资主题。他们在公开演讲和投资备忘录中会不断强调，投资未来就是要投资“AI原生”的团队和应用。
投资人如此不遗余力地鼓吹，AI原生这样一个新的范式转移正在发生，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从而为他们投资组合中，那些尚未盈利但看似前景无限的AI初创公司，创造更高的估值和退出机会。
将AI原生作为商业战略或营销概念推广并无不妥——它确实反映了技术与社会的重要变迁，但若将其视为严谨的社会学或人口学概念，则可能导致一系列的误判。
用AI技术来划定一代人，并将其与在此之前出生的几代人对立起来，这不仅是“思维的懒惰”，更是“技术决定论”的一种偏见。
将数以亿计、背景各异的个体简单地归为一个“原生代”，忽略了其内部巨大的差异性，不同的经济条件、地理位置、教育水平等因素，都将极大地影响个体接触和使用AI的程度和方式。一个在上海中产家庭的孩子和一个在贵州深山乡村的孩子，他们的“AI原生”体验截然不同。
代际的划分通常基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社会变迁和共同的集体记忆（如战争、经济危机等），这些经历会塑造一代人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虽然技术革命是重要的社会变因，但将其作为划分代际的唯一或核心标准，则显得过于片面。它忽视了社会、文化、经济等其他更复杂的因素。
以技术为单一标准来划分代际，还隐含着一种对“过去”的排斥和对“未来”的盲目崇拜。它简单地将人分为“原生的、先进的”和“后天的、落后的”两类，制造了不必要的对立和隔阂。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无助于形成一个包容和协作的社会环境。
AI原生一代这种排他性的提法，还忽视了技术的普惠性，技术的演进趋势是更加人性化和易于使用。优秀的设计使得复杂的技术对于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越来越友好。因此，认为只有在特定时期出生的人才能“原生”地掌握某项技术，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论断。
基于“AI原生一代”的概念，一种更激进的唯年轻论的观念正在企业管理层中蔓延：一个组织中年轻人越多，企业才能在AI时代获得更好的发展。
这种年轻第一、AI第一的一刀切的想法和做法，不但将“年轻=创新”与“年长=守旧”简单对立起来，人为地制造了代际隔阂和职场对立，破坏了团队协作的化学反应。同时更低估了人类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一个充满好奇心和强大学习能力的70后，可能比一个对AI毫无兴趣的00后更能驾驭AI。学习意愿和能力的差异，远大于年龄的差异。
历史反复证明，人类对于新技术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是惊人的。如今，许多数字移民在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上已经毫不逊色于年轻人。同样，对于AI，只要有合适的培训和开放的心态，任何年龄段的员工都可以掌握并善加利用。
“前AI时代”的人所积累的行业洞察、商业逻辑、人性理解、风险管理能力和战略眼光，是技术都无法替代的。AI是工具的飞跃，但商业和社会的底层逻辑并未改变。一个资深医生用AI辅助诊断，其价值远超一个只会操作AI模型的医学院新生。
美国调研机构盖洛普在2021年进行的一项“技术适应能力研究”（The State of the Global Workplace）显示，当提供适当工具和支持时，各年龄段，包括年长员工的技术适应性没有显著差异，反映出提供公平的学习机会对企业的长远影响。
当企业盲目淘汰“老员工”时，随之流失的是组织记忆的湮没，公司为何成立、犯过哪些关键错误、哪些核心价值观是成功的基石，还有那些无法写入手册的客户关系、解决问题的隐形知识可能都会被逐渐遗忘，更糟糕的是年轻员工失去了向经验丰富者学习的渠道，只能自己摸索，成长效率低下。
在商业决策、风险管理、伦理判断等方面，经验和智慧是不可替代的。一个完全由“AI原生代”组成的企业，可能会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但也可能因为缺乏经验而做出短视或鲁莽的决策。一个年龄结构均衡的团队，能够将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与年长者的经验智慧相结合，形成更强的合力。
未来的赢家，不会是那些只拥有最新工具的公司，而是那些能最有效地将人类世代积累的智慧与强大的新工具相结合的组织。智慧从不专属于某个年龄阶段，它存在于持续学习、开放包容和代际协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