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地下沉危机加剧，全球40个三角洲加速下沉，海平面上升以外的紧迫威胁

全球正面临一个紧迫的危机，除了海平面上升之外，全球40个三角洲正在加速下沉，陆地下沉的威胁正在不断加剧，这一状况对比海平面上升的危机更为紧迫，需要引起全球关注和采取行动，以应对这一严重的全球性挑战。

比海平面上升更紧迫的危机正在发生：全球40个三角洲加速下沉中 陆地下沉威胁加剧！全球只有 1% 的陆地面积是三角洲，但这些低洼而肥沃的土地供养着近 5 亿人口。许多世界级城市和经济中心如上海、曼谷、鹿特丹都位于三角洲地区。

过去几十年中，人们普遍认为海平面上升是三角洲面临的最大威胁。然而，最近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地表沉降（即陆地下沉）正在成为比海平面上升更紧迫的危机。在许多三角洲，地面下沉的速度已经显著超过海平面上升。

这项研究覆盖五大洲 29 个国家，是迄今为止范围最广、分辨率最高的全球三角洲沉降评估。研究团队历时近十年，利用欧洲航天局哨兵一号卫星搭载的合成孔径雷达技术，获取了 2014 年至 2023 年的完整观测数据。通过干涉合成孔径雷达技术，研究团队绘制出了这些三角洲的地表高程变化图。

研究结果令人惊讶。在被调查的 40 个三角洲中，每一个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正在下沉，其中 38 个三角洲下沉面积超过了一半。更严峻的是，有 18 个三角洲的陆地沉降速度甚至超过了海平面上升速度，直接影响到约 2.36 亿人口的生活。例如，泰国湄南河三角洲以每年约 13.2 毫米的速度下沉，而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仅为每年 3 到 4 毫米。中国的黄河三角洲部分区域的沉降速度达到每年 10 毫米以上。

助推这场沉降危机的一大因素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系统的改变。研究团队运用随机森林模型对三个主要人为驱动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地下水储量变化、沉积物通量改变和城市扩张。结果显示，地下水储量变化是最主要的沉降驱动因素，在湄公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等 35% 的三角洲中，地下水开采是导致沉降的首要原因。

当地下水被过度抽取用于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和城市供水时，含水层中的孔隙压力下降，上覆土层在自重作用下发生压实和固结，导致地表下沉。一些三角洲地区地下水年开采量高达数十亿立方米，远超补给能力。与此同时，上游水坝的修建拦截了大量泥沙，使得原本能够通过沉积作用补偿自然沉降的机制失效。

这项研究还表明，地面沉降已成为推动“相对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因素，而且这种趋势将持续到本世纪末。在全球 40 个三角洲中，陆地沉降对相对海平面上升的平均贡献率达到 58％，远超过海洋水位上升本身的影响。这意味着当地居民面临的洪水风险几乎完全源于脚下土地的下陷，而非远方冰川的融化。

在中等排放情景下，目前全球 40 个主要三角洲的地面下沉速度已经全部超过了科学家预测的 21 世纪海平面上升速度。到 2050 年，在 29 个三角洲中，那些下沉最严重的区域其下沉速度将是海平面上升速度的 1.1 倍到 10.3 倍。即使到了 2100 年，当海平面上升加快到每年约 9 毫米时，仍有 22 个三角洲的严重下沉区域，其下沉速度仍远超海平面上升，最高可达 7 倍。

为了评估各地应对风险的能力，研究团队将全球 40 个主要三角洲划分为四类：面临严重相对海平面上升但缺乏应对能力的地区；虽然同样承受高风险，但拥有较强治理能力和资源支撑的地区；当前风险尚低，但适应能力薄弱的地区；以及既风险较低又具备良好应对条件的地区。研究发现，40 个三角洲中有 26 个属于“未准备潜水者”，其中绝大多数位于中低收入国家。这些地区不仅遭遇比全球平均水平更快的相对海平面上升，还因制度薄弱、社会资源有限和财政紧张，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加剧的威胁。

来自中国的黄河、波兰的维斯瓦河、意大利的波河、荷兰的莱茵河–默兹河以及美国的密西西比河等三角洲，尽管也面临挑战，却因国家治理能力强、经济基础雄厚，被归入“上升准备者”行列。只是，即便是这些看似准备充分的地区，也并非毫无忧患。如果政策过度偏向短期利益，长期的适应能力仍可能被削弱。

在过去一百年里，许多地区的风险从尚不紧迫走向了急剧恶化。在 20 世纪，有 10 个三角洲本还属于“潜在威胁”或“安全港”类别，如今已滑入高风险区。例如，密西西比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和湄公河三角洲，自 20 世纪以来相对海平面上升速率一直维持在每年 4 毫米以上，使这些人口密集区域日益脆弱。尼罗河三角洲的变化尤为剧烈——20 世纪平均每年仅上升约 1 毫米，而进入 21 世纪后，这一数字已飙升至每年超过 10 毫米。

可以说，陆地下沉正在成为比海平面上升更紧迫的威胁，而最脆弱的地区恰恰是最缺乏资源去应对的。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提供一组新数据。长期以来，全球气候讨论习惯用平均值来描述威胁，但对三角洲而言，这些数字只讲了一半的故事，因为参考系本身正在下沉。

与由气候变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不同，地面沉降在人类政策的时间尺度上是可以干预、甚至逆转的。例如，通过更科学的地下水管理、含水层人工回灌、河流沉积物调控等措施，往往能在区域层面迅速见效。然而，恰恰因为沉降是局部可控的问题，它反而在全球气候议程中被边缘化。国际关注更多集中在更具全球性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气温上升上。

研究团队强调，这种忽视其实是更深层的错位：气候影响的实际空间尺度与当前适应政策的优先级之间存在严重脱节。沉降不只是叠加在海平面上升之上的附加问题，它实际上动摇了以“海平面上升”为中心的渐进式适应逻辑。要真正保护三角洲，必须将应对策略从单纯的全球气候议题转向区域性、社会技术层面的紧迫行动。

对生活在这些下沉土地上的数亿人而言，可行动的时间窗口正在迅速关闭。守护三角洲的未来，不仅需要全球气候合作，更需要立足本地、直面沉降这一紧迫而可解的挑战。通过治理创新与切实行动，为最脆弱的社区争取生存空间。